出版社：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出版地：臺南市

本論文主要透過木村匡探討日據時期實業界方面的日台官紳交流方式，試圖找出不同於以往研究所指出的漢詩等方法。同時將木村匡的教育思想以及他的統治觀當作論述主軸，跟「大正協會」和「崇聖會」等他所擔任會長的團體活動的性質一起探討。
　　木村匡原本是一個教育家，領台初期來到台灣後擔任學務課長等職位，同時提出台灣教育政策。木村依據歐美各國的情形而認為商業的擴張等於是國民的發達，於是主張臺灣的實業教育以及台灣大學之設立。又另一方面，木村基於「同一國旗之下的新版圖皆視為同一國」之構想而主張臺灣的義務教育論。筆者把這兩個木村的教育主義連接在大正協會設立的目的，借此思考木村匡對大正協會的企圖。
　　木村匡於大正元年(1921)設立大正協會並自任其會長。他標榜「內台融和」之目標召集日台官紳，藉此形成屬於上層階級的文化團體。熟知領台初期日台官紳透過漢詩文溝通、交流，帶動了台灣詩社的發展。然而木村在大正協會中所採取的方式完全不同，以知識的交換來促使日台間的融和，並且還企圖與台人紳商打好關係。也就是說，木村把兩個角色託付於大正協會，即是知識交流之角色以及「沙龍」似的日台官紳結合之角色。由於該協會的日台會員之教育背景跟領台初期的日台官紳有所不同，台人會員大都具有日文能力，日人會員則不具有足夠的漢學素養，再者中心人物之木村匡本身亦不善於漢詩文。因此協會交流方式呈現與以往的詩社完全不一樣的情形，以演說、談話來互相交換意見並培養感情。形成不藉由日、台間的共同文化─儒教的日台官紳相聚的空間。
　　然則成立幾年後大正協會居然開始舉行祀孔典禮，而且木村匡亦扮演祭孔的主導角色。甚至另外以該協會會員為主組織專門舉行祀孔的團體；崇聖會，木村亦擔任其會長。他深知在祀孔典禮的活動之下能吸引更多台人紳商，轉身很積極地參與祀孔活動。從木村這一連串的行為可知，日本統治台灣時脫離不了中華文化圈的包袱，統治政策上儒教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也就是說，與台人紳商的結合上共同文化還是呈現極大效果。因此筆者在本文中透過木村匡探討日台官紳的交接、結合方法以及其演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