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出版地：臺北市

本會會員學術論文（博士論文）　　
序及提要並錄
序
　　處理完最後一頁列印資料，心中並沒有預期中的如釋重負之感。這是最後一次以學生的身分提出類似讀書報告的作業，呈請師長指正了。在臺大，十五年于茲，多得是這種機會，而今煙雲將逝，才開始遺憾過去的虛擲，想來自不免有幾分惆悵。這篇論文就用來「以誌吾愧」罷！
　　但是，如果說這篇論文只有「誌愧」的意義，那不僅是妄自匪薄，而且更非實情。因為我已經盡力去完成了；雖然很難說有什麼成果，畢竟也代表了一點點的收穫。最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吳宏一老師的指導和鼓勵（有時候，「令人知愧」倒是很有效的鼓勵方式），這篇論文可能更加不忍卒睹；沒有楊儒賓的閱正，前三章的破綻，可能更無法瀰縫；蔣秋華是最忠實的讀者，大則一章一節，小則一字一句，都使我深深感受到「益友」的意義。至於在編排校對上，更是傾力協助，沒有他，這篇論文恐怕只是一堆爛紙而已！我豈能因為一己之愧，就抹煞了他們對這篇論文的貢獻？「得道者多助」本來是值得慶幸的，可惜的是自己愧於「道」者良多，又錯失了太「多進于道」的時機；祇願日後進德修業，這些良師益友不會由於吾愧而棄之。是為序。

提要
　　自宋儒提出「文以載道的觀點以來，所謂的「載道」理論，一直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尤其是文論部分，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雖然批評家可能以各種轉換、迴避的方式，巧妙地因應個人論點所需，賦予「道」不同的內涵，而作新的註釋；但是在面對這四個字的時候，幾乎都一致地採取肯定的擁護態度。即使是刻意強調個人情思的批評家，如公安、竟陵諸人，甚至一向被目為離經叛道的李贄、金聖嘆等，在倡論了個人情志的真摯浪漫、自由奔放之後，也不得不或隱或顯地「矯訛翻淺，還宗經誥」。在傳統「重儒宗經」的格局中，其所詮釋的「道」，自無法逸離儒家思想的範疇，這是可以想見的；也正因其所謂「道」受限於儒家思想中，所以「文以載道」有時也成為學者刊落「一切異端邪說」，或不符合當代學者倫理觀念的作品及利器，佛老諸子之文、詞曲小說之作，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往往無法受到應有的肯定與確切的評價，也正肇因於此。於是，「文以載道」之說不但成為儒家獨霸的名言，更成為迂腐、固陋、封建的象徵，近代的文學批評家，鮮有不施加嚴厲的批評的明末清初經世文論研究，更遑論深入探討，指出其說的真下意義了。
　　基本上，「文以載道」是一種「文學功用論」，強調文學必須肩負起道德、教化的責任，這是文學存在的唯一價值。狹隘地解釋的話，文學只不過是「道」的附庸而已，唯有依附於「道」，文學的存在才有意義可言；是則，其淪為政令宣導、思想禁制的可能性，顯然是很難避免的。不過，眼光廣闊些，考慮各個時代的思想潮流必無可避免地會呈露、表現於文學之中的因素，則文學於此一「道」，未必即只是附庸的工具，而是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的了。何況，「文以載道」既強調教化的功能，亦無異承認文學的相互感通性，因此，如何加深其相互感通的力量，以達成教化目的，便不能不於「道」之外，求諸於文學自身。如此一來，只要原則上不違於「道」，文學未必不能反賓為主，相應於不同的時代作長足的發展。即此而言，「文以載道」之說，實際上未必會阻礙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學自宋代以後的輝煌成就，應是絕佳的證明。而「文以載道」之說的發展，事實上也是從宋代以後，由狹趨廣，逐步擴大、完成其理論系統的。
　　「文以載道」的淵源，當然可以遠溯至孔子「思無邪」、「興觀群怨」、「不學詩無以言」等名言，然而，卻要到宋儒，如周、二程、朱子，才正式揭櫫了這個宣言。在此之前，尚有蕭綱敢於倡言「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在南北朝之際帶動了唯美文學的發展；但是自宋儒以後，這種將道德與文學截然區劃為二的觀念，就鮮少出現，更遑論形成一股潮流了。宋儒切切以「聖學」為念，上承唐代韓愈提出的「道統」之說，結合著當時的「理學」，將文學限制在一個相當狹隘的框架中，以為「文是自道中流出的」，沒有「道」，文即不可能獨立存在，文學只是「道」的附屬品，學者所務，唯在「明道」，一旦鑽研於文學，就是「翫物喪志」。無形之中，文學的價值就被否定了。宋儒雖自詡其所謂的「道」，為孔、孟一脈相傳的真理，但實際上是否符合孔、孟之意，恐怕不無疑義。至少，孔子就不曾否定過「文」，「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文學：子游、子夏」之語，反而都是對文學的一種肯定。宋儒以「文以載道」作為宣言，將文學視為末務，不但抹煞了孔、孟對立言的重視，以及「興觀群怨」的社會功效，更顯與「周孔作制」的精神背道而馳（畢竟，「作制」之意，正是企圖通過「文」而達成教化的目的），這種偏狹的觀念，即使純粹以儒家思想的尺度加以衡量，也是有所不足的。